​关于《隐入尘烟》，对郑晏石先生《拍案“八问”》的回答

关于《隐入尘烟》，对郑晏石先生《拍案“八问”》的回答

by / 南下

昨天刷到一篇奇文：《拍案“八问”！必须重视对电影〈隐入尘烟〉的批判》。

作者是郑晏石，“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初看标题，就觉得正义凛然，并有腾腾杀气扑面而来。我很好奇，《隐入尘烟》怎么刺激郑先生了，让他戾气这么重呢？

于是，我躲进洗手间，“恭读”郑先生的大作——我是个凡人，和很多朋友一样，有“出恭入敬”时刷刷头条的习惯，当然是在出“大恭”、时间相对宽裕的时候。这不能说明我对手机有多依赖，毕竟我离左手出“小恭”、右手刷头条的境界还远。

我这么啰嗦，是想澄清一个事实，即“恭读”是我的一贯作风，没有专门针对哪个，因此不能算做对郑先生文章或郑先生本人的大不敬。

当然，我同时也要坦白，可能由于这段日子肠胃有点不好，我昨天对郑先生大作的“恭读”，没有以往痛快。

以上是闲话，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郑先生说：《隐入尘烟》是部“让人不忍看下去”的电影。我解释一下哈，他所谓“不忍看下去”，不是“不忍心看下去”，而是“看不下去”。其感受，大概和我昨天“恭读”时“难以卒读”的“不痛快”类似。

郑先生说：《隐入尘烟》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或许人们还能理解，但是编导似乎在反复特别强调，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大力提倡扶贫脱贫的新时代。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创作这样一部戏是出于什么一种用心”。

《隐入尘烟》的编导有没有在“反复特别强调”那个啥，郑先生说“似乎”，就是有可能有。他作为高级研究员都拿不准，我自然也没本事替他找出证据，只好本着郑先生“疑罪从有”的原则，委屈编导们一下，姑且定你们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不过，我可以替郑先生纠正一个他的笔误：根据电影的叙述，《隐入尘烟》的故事至少发生在2011年以前，而我们说的“新时代”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始的。也就是说，郑先生认为《隐入尘烟》的故事发生在新时代，是不正确的。当然，这点常识，做战略研究的郑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也许他是“偏偏”故意犯这个错误，来考验我们，也未可知。

“偏偏”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权属应归于郑先生。比如他说：

“编导偏偏找来一个左手不停发抖、患了遗尿症后人人嫌弃、被嫂子强行嫁出门去、跟一个同样谁也瞧不起的庄稼人结为夫妻的女人，最后这个女人栽在水渠里淹死，周围那么多乡亲连一个搭救的人都没有，然后编导把它发酵成一段命运交响曲，放在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前反复炒作。”

出于对郑先生知识产权的尊重，这段话我只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句子虽然像老婆婆的裹脚布，但意思还是能一目了然。郑先生说“编导偏偏……”并“……反复炒作”，我既没有证据证明编导们没有“偏偏”“反复炒作”，同时也不敢肯定这不是郑先生“强行”颁给编导们的“荣誉”。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隐入尘烟》确实是在今年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之前上映的。这个我蛮可以替郑先生大包票。

我还是把上述几段内容做个概括罢，郑先生想说的意思是：“你们这些编导，把只发生在万恶旧社会的故事，偏偏说成发生在新时代，并拍成电影，偏偏在党代会前播映，还反复炒作——你们到底出于什么一种用心？！”

我用反问句，是想提请大家注意，就像演员演戏逐步酝酿情绪、终于进入角色一样，我猜想郑先生在写到“你们到底出于什么一种用心”这句话时，他的情绪也肯定是起来了。因此他说，对这样一种“什么用心”，他“想一想”就“后背发凉”，他“深度想一想”又“不禁愤怒”，他情绪涨到了高潮，他终于忍不住要发飙，于是，他“拍案”了！

郑先生不拍则已，一拍就是“八问”。我捋了一下，“拍案八问”中的后七问，提出的观点类似于近期影评中常见的“这是一部虚假编造的电影”、“这是一部丑化农村农民和甘肃的电影”、“这是一部抹黑党和政府的电影”、“这是一部讨好西方的汉奸电影”等等。后七问都是对第一问的展开和补充，第一问才是全文的核心和灵魂。这“惊天一问”就是：

——“你们到底站在什么立场，替谁说话？！”

我贸然在“？”号后边，加了一个“！”号。我想郑先生的情绪不是已经起来了嘛，都“拍案”了嘛，没有点声色俱厉的气势怎么能行？！

郑先生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连西方也不能不承认，“但是，这样一部扶贫题材的电影，却把人民描述得没有一点出路……这就是你们所反映的扶贫吗？这就是你们对震撼世界的扶贫事业的描述和宣传吗？你们到底替谁说话，你们的屁股是否已经坐在了帝国主义一边？”

郑先生指出：“这部片子以偏概全，编造极其典型的个例来侮辱整个社会，用心极其险恶！”“编导的罪恶目的是为了全面否定党的扶贫工作的伟大成果，是要诋毁近些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的扶贫工作的伟大成就。”“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这是在辱骂我们的党和人民。”

尽管我知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哦不，是“哈姆雷特”；但我怎么也没有想不到，郑先生选择的批判角度会如此刁钻，他火眼金睛，竟然看出《隐入尘烟》是一部反映扶贫题材、全面否定党的扶贫伟大成果、辱骂党和人民、用心极其险恶的电影！

对郑先生这样的高屋建瓴，我是既佩服，又有点担心。因为前边我说了，《隐入尘烟》讲的是2011年以前的故事——当然2011年以前我们也在扶贫，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在2015年11月正式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直到2015年，我国农村还有很多人没有实现“不愁吃、不愁穿”，没有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2015年还有多少贫困人口未实现这“两不愁、三保障”的呢？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有7017万。这些贫困人口大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所以中央提出要“啃硬骨头”，要“攻城把寨”。

此后经过5年精准扶贫、艰苦奋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总书记说，“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而为了这一刻，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1800多人牺牲在了脱贫攻坚一线。

我帮郑先生回忆这段脱贫攻坚的历史，是想请教他：

如果说《隐入尘烟》中展示的贫穷的农村、落后的农村、愚昧的农村，都是虚构的，从没有存在过，那我们为什么要实施脱贫攻坚呢？我们又该怎么理解总书记说的“脱贫攻坚的胜利，是我们创造的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呢？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隐入尘烟》对当时部分农村贫穷、落后和愚昧面貌的展示，并不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并不是对农民的丑化，并不是对党的扶贫事业的摸黑，可能恰恰相反，它正好说明了实施脱贫攻坚的英明，是对党的扶贫事业的赞美呢？

我对郑先生的另一个担心，是他说话实在不够严谨。

比如，郑先生非常自信地说：“我们相信，在中国95%以上的老百姓都是向善的。”我查了大半夜，也没能找到相关资料来证实我国“向善”的老百姓超过95%，或者有接近5%的老百姓“不向善”。既然郑先生说“我们相信”，我只好认为，这个论断是郑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最新的科研成果。

又比如，郑先生说，“你们让每一个看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离开影院，于是更加抱怨社会，抱怨我们的政府，进而抱怨我们的党”。

我查了一下，截至9月7号，全国有接近300万人看了这部电影。我就纳闷了，郑先生非神非妖，分身乏术，不可能成为那么多人肚子里的蛔虫，那他是怎么知道每一个看完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压有一块石头，都更加抱怨社会、抱怨政府、抱怨我们党的呢？

我想，写影评的郑先生肯定是看过这部电影的。那么，按照他的“每一个……都”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郑晏石先生，在看了《隐入尘烟》这部电影之后，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他于是更加抱怨社会、抱怨我们的政府、进而抱怨我们的党了！”

最后，有一句话共勉：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而不要自以为是，唯我独尊。

有一句俗语怎么说来着？——“要小心风大闪了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