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最活跃的文化论争

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最活跃的文化论争

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正式开始。这场运动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和钱玄同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旨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文化变革，它上承戊戌变法，下启“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论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改革之一。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在 1915 年后发生新文化运动呢？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以来一系列思想和政治变革为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基础。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曾国藩等士大夫就已经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挽救中国的危局。随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也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这些变革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治条件。

其次，袁世凯复辟和北洋军阀统治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抗。袁世凯在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试图恢复封建帝制，自己当皇帝。他的这一行为遭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袁世凯的复辟行为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否定，也是对民主和科学的背叛。因此，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试图通过文化变革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最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封建迷信和腐朽落后的观念，这些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文化变革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让中国走向世界。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文化变革，它对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通过文化变革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让中国走向世界。

袁世凯复辟的行为虽然失败了，但中国政权仍被北洋军阀掌控，军阀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为了对抗袁世凯的复辟举措和北洋军阀政府，孙中山曾发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但都未能成功。

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等知识分子认为，革命虽然能够推翻传统的政治制度，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腐败现象。因此，当务之急是改变民族的精神生活，因为这是任何政治行动和体制改革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这种思想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

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条标准，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纲领。

《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陈独秀的倡导下，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成为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积极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他们还发起了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追求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青年》是 20 世纪初中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新青年》的主要内容是译介国外的思潮和点评时弊，比如介绍法国文明、俄国思想、日本文化、美国社会制度等等。自 1917 年第二卷起，《新青年》陆续发表了以易白沙《孔子平议》为代表的反孔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然而，当时《新青年》的销量极为有限，每期印数仅 1000 本，业内知名度也非常低。

1917 年初，《新青年》杂志社迁至北京，以北大为根据地聚拢了多位知名人士，这一时期成为《新青年》的转折点。1916 年底，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当时，在蔡元培的鼓励和庇护下，新式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云集北京大学。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也聚拢了一大批资深学者和优秀学生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如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鲁迅、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士、傅斯年、顾颉刚等。

1917 年到 1918 年期间，《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改革方面。他们反对旧思想，提倡新学；反对少数人物享有政治特权，提倡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例如对政权掌握者尽忠、对父母尽孝等，提倡人人平等；反对传统的大家庭制度，提倡西方的小家庭制度，提倡女性的平等和独立，以及恋爱和婚姻自由自主。同时，《新青年》也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青年》的思想文化改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也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新青年》的出现，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照亮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夜空。它鼓励语文改革，提倡白话文，讨论国语罗马字化和世界语的推广，以及标点符号的正确用法。同时，它也对传统儒家哲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主张重估所有经典，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些主张可以归结为两个核心概念：“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和“赛因斯先生”（科学）。《新青年》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改革，实现思想界领导力量的大联合，以对抗军阀的统治。

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新青年》从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逐渐发展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凭借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新青年》主导的文学革命等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开始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的东西”。

1918 年以后，陈独秀的思想越发激进，倾向于群众运动。为了发表尖锐的政论文章，他创办了《每周评论》。同时，一批热衷于新思想和文学运动的优秀学生，以胡适为顾问，创办了《新潮》杂志。这些学生大多对历史和文学感兴趣，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新潮》坚持“批判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在 1919 年 1 月出版的第一期就受到了全国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

《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这三者相互声援，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们的观点和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成为当时思想界的热点话题。

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新青年》编辑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双簧戏，钱玄同化名致信《新青年》，对其排斥孔子、废灭纲常的观点进行猛烈抨击。刘半农则代表《新青年》，对信中的观点一一反驳，双方言辞犀利，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性，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此外，翻译家林纾也加入了这场论争。1919 年 2、3 月间，他在《新申报》上以小说形式连续诋毁《新青年》同人，随后在北京《公言报》上以公开信的形式两次致书蔡元培，攻击《新青年》与北大。林纾的攻击言辞激烈，蔡元培也在媒体上进行了回应。由于两位都是学界名流，这场论辩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北京和上海各大报刊纷纷转载林纾和蔡元培的辩论内容，并竞相发表评论，将“林蔡之争”称为“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十足。

陈独秀趁机在《每周评论》上转载了 14 家报纸的 27 篇社评，将原本的学术争论转化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林纾的攻击，反而为《新青年》做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这场论争结束后，《新青年》及其同人名声大噪，杂志的印数飙升至一万五六千份。

当时，有不少旧派人士批判《新青年》，他们与北洋政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旧派人士在北洋政府的怂恿下，对《新青年》一派的知识分子进行打压，这激起了社会各界对新派知识分子的同情。

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的主体是学生，但新式知识分子与学生密切合作，共同反对日本。随着北洋政府与日本大隈重信内阁的关系越发亲密，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的团结也越发紧密。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和其他大学领袖的抗议和辞职，都是学生最有力的支持。陈独秀也因当街发海报被捕。